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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不高離職率居高不下
不久前，作家許開禎發了一條這樣的微博：“一個接一個的編輯離職，跳槽，或轉行。圖書行業，難道真的到了絕路？苦逼的編輯們，揣著高學歷，名牌大學的文憑，吃著盒飯，擠著公交，坐地鐵上看稿子，每晚星星齊了回家，給女友吻都送不及，倒在沙發上睡了。這個行業，什么時候才能看到陽光？編輯苦，出版人苦，作者同樣苦極。一個看不到希望的產業！”這也再次引發了人們對出版行業待遇的討論。
根據眾達樸信公司發布的《2011年出版行業薪酬福利調研報告》顯示，2011年出版行業部門經理層年薪中位值為265778元，發行和編輯部相關崗位薪酬水平最高；專業經理層和主管層年薪中位值分別為163452元和64325元，這兩個層級是薪酬漲幅相對較高的層級；專員層年薪中位值為44393元。
2011年出版行業主動離職率中位值達到15.8%，處于全行業中位以上。據報道，為了留住人才，很多出版社都準備提高編輯的待遇。但圖書編輯的收入主要取決于其所編圖書的銷量，而在紙質圖書銷量整體下降的情況下，要想讓編輯薪酬提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44393元的專員年薪，折算成月工資相當于3700元，這確實也并不算是有吸引力的薪資水平。
經濟導向下出版業的一團亂象
三聯書店總經理李昕在一次演講中說了這樣一番話：
“中國出版業現在也已經走上這樣一條不歸路：書種越來越多，而單品種效益越來越低，圖書上架的周期越來越短，退貨越來越嚴重，而人工成本卻越來越高，使得出版社不增加新書品種就無法維持生計，于是就拼命擴大規模。但是我以為，如果大家都只是依靠增加品種去做大規模，彼此模仿，彼此抄襲，彼此重復，由此很容易陷入惡性競爭。”
“我最感嘆的是，在這種情況中，很多很多的好書被淹沒了。就像金融市場常常講的一句話，叫做劣幣驅逐良幣。……在這種圖書泛濫的情況下，好書被淹沒在里面，就造成了好書的價值很難凸顯。好書因為成本高，競爭不過一些亂七八糟的文化垃圾似的雜書。”
在他看來，這種種現象本身也和社會的整體導向有關系。以經濟貢獻衡量出版業，與出版業本身的文化屬性有矛盾。
他說：“做大做強”是經濟標準，以經濟貢獻作為標準來衡量出版。但是出版的本義是什么？是文化傳承。出版是要講文化貢獻的，但現在我們過多地要求出版要作經濟貢獻，這是不是一個很明智的做法？
“我們衡量出版的貢獻究竟該拿哪把尺子？是拿文化的尺子，還是拿經濟的尺子？”
他的這番批評，也讓我們不由得思考，出版業的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如何統一？如果出版業一味迎合潮流、迎合讀者口味，是不是會最終造成讀者口味越來越低下的惡性循環？從而出版業再也無法發揮出引介好內容、好作者，從而啟蒙、陶冶讀者的作用？
數字化機遇中難分一杯羹
除了行業內的粗制濫造、惡性競爭等問題。出版業還不得不面臨著洶涌而來的數字化浪潮。在這波浪潮中，傳統出版業能否從電商巨頭口中分得一杯羹還是未知數。
在美國，亞馬遜上的電子書銷量已經超過了實體書銷量，與電商巨頭合作，成為了傳統出版商不得不接受的選擇。亞馬遜的可怕之處并不只在于低價，整個圖書市場的產業鏈都會因電子閱讀而重塑。電子書價格之戰，讓讀者從心理上認為電子書就應該低價銷售。無論市場需求多大，出版商都必須接受不斷降價的市場壓力。如斯蒂芬妮·梅爾的新作品《暮光之城3：破曉》精裝紙質版定價為14.99英鎊，在蘋果商店該書的電子書價格是13.99英鎊，但Kindle書店的定價只有3 .59英鎊，最終逼迫蘋果公司不得不把價位調低到每本4.99英鎊。
中國的情況又與歐美不同，中國的電子書市場發展程度更低，也更不規范。
《2011-2012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》也承認這一狀況，報告中寫：“2011年，國外電子書增長勢頭迅猛，我國電子書產業卻仍在低位徘徊。……有關電子書的分成方案、定價機制、電子閱讀器與實體內容的無縫鏈接、便捷的下載與支付體驗等，都有待進一步探索。”……“長期以來，數字出版產業鏈發展并不均衡，渠道供應商與技術提供商過于強勢，作者與內容生產商一直處于弱勢地位，缺少相應的話語權與主導權。內容資源被廉價使用、利潤分成不盡合理，第三方監管缺失等強勢環節擠壓弱勢環節的情況屢屢發生。”
而且，與西方出版集團相比，國內出版社對內容的掌控能力遠遠不夠。內容資源不夠多、不夠強，內容資源管理不規范，這些也都成為出版業數字化轉型的掣肘因素。有專家認為，如果傳統出版業不應時而變，就會是夕陽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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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業內人士認為，缺乏規模優勢，也使得傳統的出版商在數字化轉型中，缺乏與電商巨頭談判的砝碼。著名出版人楊文軒在一次采訪中表示，大公司、大集團控制市場是目前發達國家成熟出版業的主要特征。譬如蘭登書屋、企鵝等全美最大的出版企業，占出版物市場份額的45％。而中國四家最大出版社銷售額總和不到全國營業額的7％，缺乏規模實力，也就喪失了由傳統出版轉向數字出版的談判能力。
但是要實現規模優勢，勢必要進行兼并重組，著是否又會對圖書行業的生態造成破壞？
著名圖書策劃人甘琦的一篇名為《出版業：向美國學習，還是從美國的錯誤中學習？》的文章描述了這種破壞，在美國，大的國際傳媒集團在出版業進行了大舉吞并收購。一批中小出版機構在被收購后，其文化品位、文化取向被迫發生改變，也被迫亦步亦趨于短期的銷量數據：“出版業和其他行業不再有什么不同，書就是商品，追求利潤天經地義。被其他行業普遍采用的管理技術，如嚴格劃分產品類別、追求規模效益等，無一例外都該應用于圖書生產，績效考核則以盈虧表上的數字說話。”
在文章中談到美國著名獨立出版人安德列·西弗林的觀點：“哈潑·考林斯曾是美國最好的出版社之一，它被并購后的轉向也是最驚人的。如果你比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書目，會發現每十年都會發生一次蛻變，藝術史、神學、哲學、歷史書一路被拋棄，書目中越來越多短命的廉價暢銷書。”
“當出版業進入以管理為中心的時代，出版人不必再是飽讀詩書的人，也不再富有對于大眾的啟蒙使命。”當出版人身上的文化的優越感，被無情地碾落于大型出版公司軋軋向前的逐利車輪中，出版人還能真的以自己的智慧與堅持，發掘并介紹給讀者真正好的作品嗎？中國能避免走美國的老路嗎？
大眾娛樂化時代出版社的尷尬
根據甘琦的觀察，美國社會的讀書熱情早已不復當年：“以《洛杉磯時報》星期日書評版為代表的全美一半報紙的書評版都因廣告不繼而�？�，剩下的即便是《紐約時報》書評版，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權威性；廣播節目中只有國家公共廣播電臺對書有興趣，電視中與書有關的節目也只有奧普拉一枝獨秀，但她和她的讀者只對人生話題有回應；各種與書有關的獎項，無論是美國國家圖書獎、美國書評家獎，還是普利策獎、諾貝爾獎，加到一起，都趕不上奧普拉的市場號召力。”
而在中國，情況同樣不樂觀。根據第九次全民閱讀調查顯示，2011年中國18—70周歲的國民，圖書閱讀率為53.9%，全國人均讀書4.53本。平均下來，每人每年還讀不到五本書。中國18—70周歲國民人均每天讀報時長為22.00分鐘、讀書14.85分鐘、閱讀期刊時長為11.80分鐘，三項時間加起來，不到50分鐘，而人均每天看電視的時間卻達到95分鐘
而根據山東大學文學院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，大學生的閱讀狀況也頗為堪憂。他們調查了近400名在校理工科學生，只有43%受訪者表示平時會有一定時間接觸文學作品。文學閱讀的面也比較窄，大多數人只讀《讀者》《萌芽》。
數字時代下，人們對免費的偏好也成為問題。第九次全民閱讀調查顯示，在接觸過數字化閱讀方式的國民中，有41.8%的人表示能夠接受付費下載閱讀。手機閱讀的群體中51.4%的人在過去一年中進行過付費閱讀，而有48.6%的人只看免費的手機讀物。
只有四成人能接受付費下載，將近一半的人只接受免費的手機讀物。當內容獲取和分享變得容易，當人們習慣了免費的資源，誰來支撐內容的再生產？作者和編輯還能有動力生產出更好的內容嗎？這會不會又是一場惡性循環？
小結：傳統出版業路在何方？
甘琦的文章有這樣一段話：
“傳統歐美出版業一向是‘觀念的行業’，奉智性價值、審美價值、社會價值為尊，觀念的先導性是其靈魂。那時的出版人相信：超前的觀念一開始只能為少數人接受，因此好書不獲利是理所當然的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一些觀念逐漸獲得廣泛認可，出版物中就必然會產生暢銷書，其高額利潤便可覆蓋虧損。換言之，出版人的工作就是：發現新作者，使他們經典化，繼續發現新作者。如此，以一份自給自足的生意，而能為人類整體催生和保育文化創造力和精神價值，這令出版具有非同尋常的職業滿足感。由此不難解釋，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兩三百年的時間里，歐美出版業的年利潤率只有3%—4%，甚至低于銀行存款利息，而出版人仍能樂在其中。當然更不難解釋，為什么出版被稱作“紳士的生意”，因為它的初衷就不是為了賺錢。”
也許，即使是這樣一份不為賺錢、自得其樂的堅守，在跨國資本、技術革命的沖擊之下，也可能難以為繼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好的出版環境，需要讀者、從業者、執法者的共同營造。不管環境多么復雜混亂，總有一些價值需要倡導，總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。有人說，傳統出版是夕陽產業，有人說它沒有出路，但是困局中也蘊含著突破的可能，轉型的痛苦中也伴隨著新生的希望。
